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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起徽州，人们脑海里常浮现粉墙黛瓦、马头墙、古祠堂，但实际上，近代的徽州社会，比任何一幅山水画都要更有张力。一个以商贾著称的山区县域，如何在近代中国剧烈变动的浪潮中，从“走出去”到“走回来”，再到“留下来”？徽州的百年变迁，是一部能让人读出风霜、智慧与希望的“社会现场纪录片”。
徽商退潮：从“走出去”到“再找路”
晚清到民国初年，徽州人走南闯北做生意的传统仍然延续，但一个事实也开始变得明显——徽商不再是全国商圈的主角。铁路开通后，传统驿站经济迅速衰落，新式工商企业崛起，徽州人依赖的人情网络、宗族组织、口碑信用，都面临着现代商业制度的冲击。
有一段真实故事，被屯溪老街的茶商后人反复提起。
据说 1919 年，屯溪一个名叫程义昌的茶商从上海落魄归乡。他原本靠经营祁红外销赚得盆满钵满，却在战乱与市场萎缩中被迫关店。回乡那天，下着雨，他提着破旧木箱坐在屯溪河边，想了半天，叹息一句：“做惯大买卖的人，一时竟不知从何起头。”
展开剩余74%但就是这个落魄归来的茶商，第一个在屯溪尝试了“合作制茶园”——由几户农家共同出力、共同分利，生产的红茶不仅质量稳定，还保留了传统手工味道。几年后，祁门红茶又顺着新港口走向海外，程家重新振兴。这段故事今天仍被当地茶商视为徽州人在变局中自我更新的缩影。
族屋的沉默与苏醒：徽州社会的再组织
近代的徽州，宗族制度的逐渐松动是一个显著变化。清末废科举、民初推新政，族学不再是孩子们的唯一归处，祖屋也不再是社会的核心机构。
但有趣的是，徽州人并没有完全抛弃传统组织方式，而是让它“换一种方式活下去”。
歙县北乡一个真实案例非常典型：
1930 年代，方氏祠堂的祠产被迫卖掉一部分以维持族中子弟读书。祠堂管理层几经争吵，最后竟决定——把祠堂的部分屋舍改为“方氏子弟公益宿舍”，供进城求学的孩子免费居住。
其中一个在宿舍住过的孩子叫方文泰，后来成了国立中央大学的研究生。他在文章中回忆：“若没有祠堂落成的宿舍，我可能一辈子都走不出北乡。”
祠堂不再是讲血缘、讲权威的地方，而变成了帮助族人走向新社会的“公共设施”。这是徽州在近代社会变迁中的一个生动缩影——旧制度退场，但旧组织的力量以另一种现代方式重新发挥作用。
新行业的出现：从油布伞到黄山旅业
近代徽州，真正让社会重新焕发生机的，是新行业的出现。
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，就是绩溪油布伞业的兴衰与转型。
绩溪人原本以做油布伞闻名，但到了民国中后期，洋伞进入市场，油布伞的销量急速下降。许多伞匠被迫改行。但也有人选择另辟蹊径——把伞面上的手绘花鸟技艺拓展成“油布画”。
有位老匠人汪德明，被同行称为“伞上画仙”。他把徽州山水、民俗故事倒映在油布上，甚至有人把他的伞当成画带回上海收藏。虽然伞业凋零，但艺术却成了徽州文化转型的新窗口。
另一条更重要的转型之路，是从 20 世纪初就开始出现的黄山旅业。
据 1929 年《安徽旅黄纪略》记载，当时已有徽州青年在黄山脚下做向导、开饭店、办登山社。香港学者潘光旦在游记里写道：“这里的向导少年竟能说简单的英文。”这句话让人读来忍不住莞尔，但也令人感叹徽州人应对时代的智慧——语言、服务、现代旅行意识，比全国多数山区都来得早。
当城市亮起灯光：屯溪的现代化样本
如果说近代徽州的社会变迁有一个“象征性场景”，那一定是——屯溪的灯火亮起来的那一刻。
1924 年，屯溪点亮了第一盏电灯，被当地人称为“新日头”。一位老人回忆说：“那天晚上，全屯溪的人都跑到街上等电灯开，亮的一刻大家拍手叫好，好像过年。”
电灯不仅照亮了街道，也照亮了徽州社会的新路径：商铺营业时间延长、小饭店开夜市、旅馆开始引进新设备……徽州从一个传统山地商区，悄然转向区域中心城市。
更重要的是，越来越多青年选择留在屯溪而不是漂泊外乡。社会结构从“出去谋生”为主，逐步转向“在家发展”。
徽州的变，是慢火，是深水，也是人心的韧性
近代徽州的社会变迁，不是轰轰烈烈的一夜翻天，而是一种缓慢却坚定的自我调适：
旧制度退场，新行业崛起；宗族松动，社区重生；徽商退潮，地方经济再造。
这种变化像徽州的山路——弯多、坡缓，但每一次转角都会看到新的风景。
今天再站在徽州的石桥边、古巷口，你会发现——
那些老故事并没有消失，只是换了新的方式继续活在徽州人的骨子里，也活在这片地域继续前行的脚步声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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